曾伯涵历任高官毕生积攒“养老钱” 不到三万两黄金
分类:历史人物

曾国藩的功业道德文章,世所瞩目,堪称晚清第一重臣。坊间关于他的研究可谓俯拾皆是,但可惜能兼得严肃与趣味者甚少。近日读到的《给曾国藩算算账: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》作者张宏杰从曾国藩的日记、书信等材料入手,替他仔细盘算了一番工资收入、人情往来、日常花销等情况,进而钩沉出曾国藩鲜为人知的一面,获得了一个观察晚清社会的特殊视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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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中间最让我惊讶,也可能是最鲜为人知的一面是:原来曾国藩很穷!在北京做了整整十三年的京官,借贷和哭穷一直是曾国藩居京经济生活的主旋律。因为“胸中无学手无钱”,连仆人都敢鄙视他,卷铺盖另寻高枝。虽然中了进士,但大舅依然“陶穴而居,种菜而食”,过着半野人的生活,二舅也是贫病交加,直到去世,也没能沾到外甥一点好处。

为何做京官的曾国藩这样穷?据张宏杰的分析,这与清代京官的低俸制有很大关系。在京做官十三年,虽然曾国藩屡经升迁,但年俸一般只有一百多两白银,高也不过四五百两。这点银子,要养全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,还得养车租房、交际应酬,根本不够花。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,因为家境贫困,无力支持当京官的花销,竟一度不想就任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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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京官为了弥补赤字,只能靠家族资助,或者放下身段,厚着脸皮“打秋风”,交结地方大员收受“碳敬”、“冰敬”,甚至以权谋私,包揽词讼,干预公事。但令人惊讶的是,即使如此穷困拮据,曾国藩依然能保持清节,克制“利欲”,立下了“学作圣人”“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”的誓言。

据张宏杰在另一本着作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中的研究,即使在身为方面大员以后,曾国藩也并没有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暴富。在湘军时期,他作为湘军最高统帅,带兵十二年,拥有绝对的财政权,先后支出军费三千五百万两左右。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,则十多年军旅生涯,很轻松就能积累百万资财实。但实际上,他并没有上下其手,发财致富。虽然,此后又历任两江总督等要职,但终其一生,所积的“养老钱”也不到两万两白银——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数目,可堪对照的是李鸿章的存款:八百万两白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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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点在今天读起来尤让人感佩。这几年,随着反腐的日渐深入,改革公务员薪酬制度、高薪养廉的议论时有耳闻。实事求是地说,以今天公务员的正常收入,要想在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,恐怕也是不容易的,十有八九也要像曾国藩那样穷困拮据。但收入少并这不能成为可以肆意弄权贪腐的理由。最起码,在曾国藩这里,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为官者的品德和操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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